全面认识陈独秀是一代人的责任——徐光寿教授访谈录（中）

（一）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时代大潮的推动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深渊。陈独秀晚年在《实庵自传》中写道，他最早关注的国家大事就是甲午战败、康梁维新（戊戌变法）和庚子年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些恰是近代中国陷入民族危机、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志性事件。正是在此民族危亡之际，陈独秀乡试落第后便毅然走上维新变法之路，开始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大潮。

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兴起，国内大量需要优秀干部。1924年7月，陈延年与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汪泽凯、郑超麟等一行，从莫斯科出发，沿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海参崴。陈延年是组长，郑超麟是秘书。由于没有及时赶上轮船，陈延年比周恩来晚到上海1个月，9月19日，陈延年回到上海，旋即被其父陈独秀担任委员长的中共中央派到广东，不久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后兼任区委组织部长，开始全面主持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的是张太雷，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农委书记与妇女部长分别是由阮啸仙与邓颖超担任。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中共广东区委不仅与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后来由罗亦农领导的中共上海区委，共同组成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三大地方区委，而且领导着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四省区党的工作。作为国民党的大本营，广东不仅是国共合作的前沿地带，历来是国共两党矛盾和斗争的第一线，而且也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意见分歧最大最多的地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长期坐镇广州，不仅是斯大林的大红人，也是中共中央的太上皇。

虽然广东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中共在广东的工作格外艰难，但在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两年多中，党的事业仍然得到迅猛的发展，创造出多个全党“之最”。

一是成为全国辖区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广东区委领导广东全省各地以及广西、闽南、云南的各级党组织，并在香港、南洋发展党员，是大革命时期全国辖区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在今日广州市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中展示了一组数据，清晰地记录着广东全省党员数量的变化：从1922年6月到1927年4月，广东党组织党员人数从32人，发展到几百人、上千人，再到9027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约1/6的变化情况。

二是最早开始建章立制，组织建设卓有成效。陈延年主持广东区委工作的两年多，也是广东党的组织建设发展最迅猛的几年。

建立了党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陈延年接任书记的1924年冬就成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后称军事运动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比1926年2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部要早一年多，开启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先河。他还与周恩来等一起，将黄埔军校原中共党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直属广东区委领导。

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纪律监察机构。1925年上半年，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纪律监察机构，比1927年5月中共五大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早了整整两年，也为中共五大成立全党性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建立了党在全国的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1925年5月，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农运大王”彭湃指导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全省各地农民运动空前高涨，一年内成立66个县级农会，会员达62万人。

创新了党对广东地区革命斗争集体领导的体制机制。为加强组织领导，陈延年接任书记后，立即成立区委主席团（常委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广东区委成立了由恽代英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党团，由区委指定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度和饶竞雄组成，每周开会两次，区委集体领导体制进一步得到健全。

总之，陈延年任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在国共党内合作、矛盾错综复杂的第一线，切实开启了党的自身建设，书写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的社会革命、两大革命齐头并进共同推进的光辉篇章。

三是大力发展工农运动，工农领袖群星璀璨。这一时期，广东大地工农运动如火如荼，最著名的莫过于广东区委成功领导了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历时16个月、参与工人总数多达25万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在中国和世界工运史上产生空前的影响。

在领导广东工农运动中，也培养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工农领袖人才。工人运动领袖有杨殷、苏兆征、林伟民、罗登贤等，农民运动领袖有彭湃、阮啸仙、黄学增、周其鉴等。一大批“广东同志”迅速成长，与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并肩作战，在南粤大地点燃起工农运动的熊熊烈火，革命形势如火如荼。

陈延年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赢得了党内同志的高度评价，尤其得到是与他在一同共事多年党内同志的好评。毛泽东在陈延年牺牲多年后曾发出由衷的赞叹道：“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都能看出他不同寻常的一面”。周恩来对陈延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1926年底，鲁迅从厦门大学前来中山大学任教，陈延年曾与他会面，二人相谈甚欢，被鲁迅高兴地称为“老仁侄”。

陈延年的突出表现也引起了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关注。应该说，从1926年下半年起，一场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中酝酿提出的对陈独秀的批评浪潮开始出现，影响到远在莫斯科的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待陈独秀的态度。受斯大林直接指派，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印度人罗易1927年初被派来中国指导中共。有意思的是，罗易并非抵达上海与中共中央汇合，而是越过上海直接抵达广州，与中共广东区委对接。在单独交谈中罗易特别询问了陈延年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得到了陈延年的肯定答复，从而对陈延年的政治态度、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有了一定的认识。

自古雄才多磨难。1927年3月，国内形势发展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北伐战争凯歌高奏，中国革命的中心已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武汉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二是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开始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舞起反革命的屠刀，中华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要求，陈延年率广东区委代表团，与罗易一起走陆路从广东穿湖南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陈延年离开了回国后一直工作的广东，翻越五岭经衡阳、长沙、岳阳，于4月2日抵达武汉，与鲍罗廷汇合。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诡异之事将陈延年推向危险的境地。

鉴于陈延年出色的工作业绩和公认的领导能力，其政治地位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应该会有新的提升。对此，掌握中共中央实际领导权的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有所考量。在武汉，先是长期担负共产国际代表翻译和助手的张太雷、黄平二人找到陈延年，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上他能对其父陈独秀提出批评，言外之意不言自明。结果为陈延年以不便为由婉言谢绝。张、黄二人来找陈延年，显然不会只是他俩的个人行为，背后站着鲍罗廷、罗易这两位实权在握的共产国际代表。当然，他们执行的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陈延年婉辞张、黄二人后，4月10日，曾担任鲍罗廷翻译和助手的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瞿秋白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通过《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决定任命陈延年为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立即前往上海替换原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返回武汉。需要指出的，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于4月8日夜抵达汉口，但主持这次中共中央会议的却不是陈独秀而是瞿秋白，令人不解。二是上海已是山雨欲来，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发动政变，此时将陈延年派往上海，这虽既是对陈延年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也是考虑到陈延年对蒋介石的一贯警惕和坚定态度，但此时从武汉来上海毕竟凶多吉少，这更令人感慨！然而，当天晚上，陈延年即奉命与维经斯基、李立三和聂荣臻一行乘坐轮船顺江而下前往上海。

4月8日夜，陈独秀抵达武汉，经统一安排入住原汉口四民街61号（今江岸区胜利街165号），出席了10日中共中央会议。得知会议决定陈延年将被派往上海工作，刚刚离开上海的陈独秀心里“咯噔”一下。然而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支持儿子去最危险的地方领导革命斗争是义无反顾的。陈延年心里又何尝不知道，面对已经举起屠刀的蒋介石，自己此去上海必然凶多吉少，但服从党的召唤是共产党人铁的纪律。残酷的斗争环境早已磨砺了陈延年勇敢坚强的革命意志，他早已做好随时为革命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

10日晚上，就像平常见面一样，父子之间没作什么特别的嘱咐。陈延年以“同志化”方式与父亲简单交谈后，便匆匆踏上“逆行”上海的轮船。此次分别，父子俩眼神里都多了一丝说不清的怅惘。

望着陈延年远去的背影，令人想起了1921年7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发表的那篇《过渡与造桥》。在那篇写于广州的文章里陈独秀写到：“永续不断的宇宙人生，简直是看不见彼岸或竟实无彼岸的茫茫大海，我们生存在这大海中之一切努力，与其说是过渡，不如说是造桥。这桥便是彼岸，此外更无所谓彼岸”。陈独秀与陈延年的人生之“渡”，正诚如所言。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次日凌晨，陈延年一行即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秘密进入上海。4月18日，就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 的当日，陈延年接任中共上海区委代理书记，与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赵世炎奉命留在上海坚持革命斗争，而罗亦农则与李立三、聂荣臻、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去了武汉。在蒋介石下达的所谓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中，197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赫然在列，但悬赏通缉的仅有3位：陈独秀、周恩来、陈延年各3万、2.5万和4万元，可见对陈延年有何等的仇恨！

6月26日下午，刚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开完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首任省委书记陈延年因遭叛徒束炳澍出卖而与省委多位领导不幸被捕。据《申报》报道，抓捕现场，“双方扭打，以致精疲力尽，皮破血流，衣服等亦均为之撕破……”。陈延年等被关押在上海枫林桥畔北伐军司令部看守所，而根本没有押往属于非军方性质的龙华警备司令部。在狱中，当叛徒戴盆天指认了陈延年后，蒋介石随即下达了“立决”电令。6月29日夜至30日晨，陈延年被国民党第26军秘密押上刑场。当刽子手举起屠刀喝令他跪下时，陈延年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结果遭到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一顿乱刀砍死，年仅29岁，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首位牺牲的中共五大中央委员。4天后，接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赵世炎被捕，半个月后同样被杀害于北伐军总司令部看守所，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一位牺牲的中共五大中央委员。

7月5日，上海《申报》刊发陈延年牺牲的消息，同时刊登国民党老右派吴稚晖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去的贺电：“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10年前，吴稚晖曾引诱初涉社会的陈延年追随自己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当陈延年在法国毅然决然地抛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开展斗争、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便恼羞成怒，必欲除之而后快。此次获悉延年被捕才会弹冠相庆。

陈延年牺牲的消息传到武汉，也引发了中共中央的巨大震动。7月12日，鲍罗廷召集会议，宣布调整中共中央领导干部的职责分工，决定陈独秀与谭平山同赴莫斯科汇报工作，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和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主持工作。蔡和森说，“自此独秀即不视事”，实际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陈独秀随后正式提出辞职申请但未获批。此后，共产国际另一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在一番操作后于8月7日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从而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共中央连续五届的最高领导职务。这一切在时间上环环相扣，似乎都安排得无缝对接。但采取缺席审判方式，不让人在武汉的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安排，也引起了陈独秀的不满和对立，教训深刻。

陈延年不幸牺牲，令人想起他自己说过的铮铮誓言。1925年8月，曾经资助延年、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遇害，党内有些同志心生畏惧之情，陈延年却慨然表示：“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不到两年后，他就以慷慨赴死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誓言，令人唏嘘。

笔者以“大革命时期陈延年有机会成为中共领袖吗？”求助于当下颇为风靡的Deepseek，其结论是：“陈延年在大革命时期已具备成为中共领袖的‌核心要素‌：高层认可、地方执政成绩、理论创新能力和群众动员经验。然而，其过早牺牲截断了政治生涯的上升通道”。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新的理论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第一页首篇文章就是报道陈延年、赵世炎牺牲的讣闻。

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预作两点说明。

一是陈独秀直系孙辈不仅枝繁叶茂而且人才辈出。虽然长子陈延年未婚未育惜无后人，次子陈乔年幼子陈红五在乔年被捕后因病夭折、留有一长期“失联”的遗腹女苗玉外，三子松年、幼子鹤年均有3女1子。这8位孙辈虽受建国以后国内长期盛行对陈独秀“批判为主”时代思潮的冲击，历经磨难，但都信仰坚定，无一例外地经受住了时代考验，并在所在工作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二是网上所谓“陈氏后人”陈光美并非陈独秀之子。根据历史事实和陈家后人认可，陈独秀先后有3位妻子，育有4男2女6个子女。原配高晓岚生有陈延年、陈乔年、陈玉莹和陈松年3子1女，第二任妻子高君曼生有陈子美、陈鹤年姐弟2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网上所谓陈光美是高君曼所生的传闻乃虚无缥缈，并非事实。陈独秀晚年得到上海青年女工潘兰珍终身陪伴，但并未生育子女。

以下是对其直系后人主要情况的简要梳理。

（一）与原配高晓岚所生子女

首先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陈家被抄、陈独秀被迫流亡他乡后，兄弟俩也历经磨难，1914年到北京就读于法文高等学堂。次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沪创办《新青年》，接兄弟俩到上海。1917年陈独秀赴北京大学任教，兄弟俩留沪读书，只好寄宿于亚东图书馆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外出工作，自食其力，“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颜色焦黑，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也”。高君曼对此过意不去，陈独秀则不以为然，“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延年未婚，未留骨血。乔年与史静仪婚后先是育有一子，取名陈红五。可惜乔年被捕后，史静仪忙于营救工作，疏于照顾幼子，红五不幸夭折。乔年牺牲时，史静仪又有身孕，在东躲西藏中生下一女，取名陈鸿。根据组织安排，史静仪被安排到莫斯科学习。为安全起见，陈鸿先是被寄养到别人家中，继而被组织送到另一户革命家庭，后又被转送到另一户人家。直到后来她来到一个普通家庭当中，才算是稳定下来。幼小的她受尽了人间疾苦，16岁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后，她才开始寻找亲生父母。时过境迁，当年的烈士遗孀史静仪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但她从没放弃过找自己的女儿，最终她还是没有找到，留下遗愿让儿子寻找同母异父的姐姐。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寻找和确认，这位早已易名苗玉、从福州市公安局退休、65岁的烈士后裔才被重新找到。其实，养母1973年在临终之前已将苗玉的身世告诉了她。

松年三女一子都很优秀，在教育和科技领域表现突出。可能是因为爷爷的因素，考入大学的松年子女均选择了工科专业深造。长女陈长玮与次女陈长玙分别成为钢铁设计院和军工厂高级工程师，长子陈长琦在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汽车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真空科学技术与装备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幼女陈长璞虽因“文革”未能进入大学学习，但工作勤奋，为人热诚，曾任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一直致力于研究爷爷陈独秀的工作。

墓碑右侧3人依次为（右起）陈长璞、陈长玮、陈长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