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陈独秀是一代人的责任（上）——著名陈独秀研究专家徐光寿教授访谈录

导言

革命家。其革命家身份是从留学日本开始的。

作为强烈的爱国者，他对八国联军侵华后沙俄盘踞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十分愤慨，留日期间参加拒俄运动，遭驱赶回国后在家乡安庆发表拒俄演说，组织拒俄义勇军，因而屡遭清廷通缉被迫数度流亡日本。尤其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他放弃了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推动各地建立党组织。中共一大当选中央局书记后，他成为职业革命家，并成为中共一大至五大历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尤其是被开除党籍后，依然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集团专制统治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被誉为“终身反对派”。因为投身革命，他一生十次被通缉，五次被捕，四次坐牢，一共坐牢1903天，也就是说，从出生之时起，平均每12天就坐牢一天。若从1911年投身辛亥革命安徽光复起，平均不到6天就要坐牢1天。

大学者。成为职业革命家前，陈独秀就是一位著名学者。

1917年1月1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委任状，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名，正式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北大时为中国无可争议的最高学府，从校长蔡元培到理科学长夏元瑮、工科学长温宗禹和法科学长王建祖，都是名震一时的著名学者。蔡元培提名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也极力推崇陈独秀的学术成就和管理经验，认定陈独秀不仅“品学兼优，堪胜斯任”，而且“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胡适后来为陈独秀惋惜说，他五四以后转向革命成为职业革命家后，近代中国少了一个著名学者。但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虽然成了职业革命家却依然没有放弃学术。其学术成就众多，主要集中在文字学、诗词、书法等领域。

1917年1月13日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函件

大诗人。陈独秀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2016年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了皖籍学者李银德、陈维民编注的《陈独秀诗词选集》，计20万字229页，堪称目前收集数量最多、篇幅最大的陈独秀诗集。除四首白话诗、三首译诗外，其余均为旧体诗，集中反映了陈独秀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诗人、书法家等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特有的智慧与品格、胸怀与志向、心态与个性，以及功力深厚的文化修养。代表作有写于国民党监狱的《金粉泪》五十六首等，嬉笑怒骂皆成诗词。对于陈独秀诗词的地位和影响，有学者称“他是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诗宗”。

杰出书法家。陈独秀还是一位近代中国的杰出书法家，其书法作品有着坚实的学识根基和过人的才情底蕴，故风帜独标，名重南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皖籍学者石钟扬的《江上几峰青：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全书分为29篇，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表达了陈独秀在思想、政治、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旨趣，不仅展示出陈独秀高超的书画艺术，而且映射了陈独秀浓厚的忧国、爱国情怀，体现了陈独秀的政治理想、道德情操、生活态度、人生追求等。

陈独秀书法作品选

陈独秀不是合格政治家，虽然自称一生差不多消耗于政治生涯。

一个连革命家都不太够格的革命者，又怎能称得上合格的政治家呢？！其品质和性格是把双刃剑。就品质而言，一方面一身傲骨，厌恶趋炎附势，崇尚特立独行，爱憎分明充满魅力。一方面又不够成熟。他强调自作主张自行其是自负责任，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绝对不怕孤立”“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就性格而言，一方面好学深思、积极进取、敢做敢当。一方面又顽固守旧，轻率急躁，孤傲自负，放荡不羁。这是陈独秀固有的品质和性格特征，也是绝大多数书生式革命家特有的性格特性。性格中叛逆自傲、优柔寡断的一面，缺乏合格政治家应有的智慧和韬略，陈独秀成不了优秀政治家。

陈独秀也算不上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友人评价陈独秀“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气尽途绝，行与凡马同踣”。自我评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同事评价他“很容易受他周围人的影响”。秘书黄玠然坦言：“准确地说，陈独秀是一个政治宣传家和革命鼓动家，但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他身上学者气太浓”。他的性格具有双重性：既特立独行不易受他人左右，表现为比较固执和偏激，爱憎分明，思维方式简单，非此即彼、非好即坏；又容易盲从，尤其容易受到与自己产生共鸣或者自己比较敬重的人的思想的影响。他多次以悔恨的心情痛陈自己“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总之，在百余年的中共历史上，陈独秀是中共早期领袖，但不是领导核心，不具备成为领导核心的历史条件和个人条件。

肯定他与李大钊、毛泽东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高度评价陈独秀建党的特殊功勋。2013年10月21日，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在以留学归来和北大出身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群体中，习近平特别提到陈独秀、李大钊等留学生和毛泽东，可见在建党伟业中，习近平不仅总是将陈独秀与李大钊相提并论，且一直以陈在先以李为后，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将陈独秀列为中共创始人之首。

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原鄂豫皖苏区的红色历史和文化，强调“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他指出：“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等亲自指导了这里的建党活动，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战斗足迹”。他谈到大别山区贯穿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红旗不倒”的辉煌成就，起点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创建，是因为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代表党中央来到河南开封等地指导党的工作。

肯定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主要创立者。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讲话虽未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不言而喻的是，从北京、上海到广州，从亲自创立到派人建立和写信指导，从1920年8月亲手创立上海发起组到1922年7月主持召开中共二大，陈独秀的建党活动贯穿着整个建党过程，涉及每一个党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显然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主要创立者。

肯定他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作出的重要贡献。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发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推进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建立，领导全国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掀起大革命高潮”。决议充分肯定了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使中国共产党从“宣传小团体”到“群众性大党”乃至“全国性大党”的迅猛发展，积累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正是陈独秀，因此，决议实际上肯定了陈独秀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阶段所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

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有关陈独秀的研究和文物工作也得以全面展开。尤其值得一提的，一是首次将安庆陈独秀墓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核定公布了194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47处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63年后，陈独秀墓终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知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要求，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既要注重有效保护、夯实基础，又要注重合理利用、发挥效益，在保护利用中实现传承发展，认真做好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

位于安庆北郊的陈独秀墓地今貌

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文集》四卷

北京市《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和陈独秀旧居今貌

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门前今貌

陈独秀年长毛泽东14岁。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著名的《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时，青年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毛泽东回忆：“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极力推崇陈独秀，十分赞成其好友张昆弟所言“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俗学之可比拟”，表达了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

1917年1月陈独秀到达北京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迁至北京编辑出版后，毛泽东开始向《新青年》投稿。4月1日，青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以近代科学的眼光，就体育的概念、目的、作用，以及体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体育锻炼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均作了详尽的讨论，提出著名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重要论断，主张通过发展体育，走救国救民的道路，闪烁着青年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光辉。

在新文化运动感召下，毛泽东1918年4月在长沙组建新民学会，8月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助理员，边工作边学习。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陈独秀，通过短暂的接触，陈独秀那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深深地影响着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毛泽东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使我的政治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主持新民学会会务。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联系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响应。6月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逮捕，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对陈独秀十分推崇，称之为“思想界的明星”，并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2月，湖南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发展为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出湘的运动。为造成“民众大联合”的声势，毛泽东亲率驱张代表团途经上海二上北京，从事请愿、联络等活动。

在北京，毛泽东第二次见到了陈独秀。此时陈独秀被保释出狱不久，思想突飞猛进，正在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毛泽东说：“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得到了陈独秀的赞赏和支持。1920年1月5日陈独秀专门写下《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满怀喜悦地说“我们奋斗不止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了泪来！”“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这给了青年毛泽东极大的鼓舞。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影响下，青年毛泽东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次年6月，毛泽东在陕北高原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专访，深情回忆起他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追随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峥嵘岁月。对于1920年5月第二次来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听陈独秀畅谈自己建党计划，共同讨论学习三本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的体会，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三部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决定了青年毛泽东一生的方向。毛泽东表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他向斯诺表示，正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影响下，到了1920年夏天，毛泽东自认为“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而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转变。中国诞生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

此次在沪期间，陈独秀还应毛泽东在长沙经营文化书社之需，向老友汪孟邹的上海亚东图书馆担保借款300元，以支持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据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回忆，毛泽东“曾经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来联系”。此后也前来上海找到陈独秀担保向亚东借款300元的，还有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的恽代英（据202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离开上海返回长沙途中，曾在武汉恽代英处逗留）。当然，这些担保最后都由陈独秀以《独秀文存》四卷的版税向亚东图书馆支付完结，因为在毛泽东和恽代英看来，他们从上海陈独秀处获得的应该是工作经费，自然用不着还了。哪有下级向上级偿还工作经费的道理呢？！

在陈独秀推动和指导下，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立即给在长沙的毛泽东写信，指示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寄去一些进步的书报。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陈独秀又给毛泽东寄去了团的章程，并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毛泽东接信和团章后，立即以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及利用原有的新民学会为掩护，与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一起积极从事湖南的建党、建团工作，并于11月正式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而且，毛泽东对过去接受过的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观点有所改变。12月初，陈独秀还曾准备到湖南参加青年团的成立大会，这可是其他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曾想过的待遇，后因陈转赴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而未能成行。

中共党内最早器重和提拔毛泽东的，就是陈独秀。

中共成立后，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大力发展党的队伍和推进国共党内合作等方面都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并作出了重要业绩，受到中共中央公开表扬和组织提拔。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大力提携了毛泽东，使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异军突起”，首次进入中央领导层。

平心而论，青年毛泽东既非留学归来，亦非北大出身，在中共创始人群体中并不突出，因而在中共一大、二大上均默默无闻。转机出现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工作报告中大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在工作方面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在干部方面批评了张国焘、邓中夏，也作了自我批评，唯独表扬了湖南，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发言，强调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呼吁重视广大农民，显示了过人的见识。毛泽东的眼光和见识、出色的领导能力和工作业绩，不仅得到陈独秀的赏识，也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认可，连张国焘晚年在回忆录中都称赞道：“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在中共三大无记名投票中，毛泽东得到34票，并列第三。敢于在大会上进行公开的批评和表扬，敢于将业绩突出的毛泽东提拔到中央领导岗位，不仅反映了陈独秀爱憎分明的人格魅力，也显示出他对毛泽东的欣赏和提携。

中共三大继续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不仅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入选5人组成的中央局，毛泽东成为中央局秘书。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从此，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中央仅次于陈独秀的党的领导人，实际上的第二把手，协助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在大革命时期的三年半中，前中期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分歧出现在大革命后期，因为毛泽东对陈独秀放弃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愈来愈不满意，尤其是对陈独秀和党中央对北伐战争中毛泽东领导湖南等地农民革命形势的阻挠。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毛泽东也反思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并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和“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的著名观点，从而正式与陈独秀分道扬镳。

我友关系：从被开除党籍到最终病逝的13年

整个抗战时期，虽然陈独秀已被开除党籍，并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所谓“托派”）总书记，但毛泽东一直以我友关系对待陈独秀，而并未当作敌人看待。从接受斯诺专访长谈，到中共七大报告，一直对陈独秀采取一分为二的客观态度，既高度评价陈独秀帮助五四青年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五四一代青年成长进步的重大贡献，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但也客观地指出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冷静批评了陈独秀大革命后期的领导作风问题。

延安整风期间，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防止重蹈右倾错误覆辙出发，毛泽东多次提出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发言时，回顾了建党以来21年的历史，首次全面评价了陈独秀，既肯定了他的历史贡献，又批评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总结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指出：“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这是右的机会主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毛泽东又高度评价了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客观公正的。

进入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代表大会先后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高度评价了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也点名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思想，还第一次公开使用“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定性，正式取代了此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值得一提的是，《决议》最后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这是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决定和历史决议反思党的历史上对陈独秀的批判和斗争，为以后正常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科学方法。

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继续运用辩证和历史的方法，对陈独秀进行了全面的评价。

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继续采取辩证的态度评价陈独秀，一方面指出“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另一方面也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他指出：“大革命后期，在执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条路线上，我们党是犯过错误的，那时光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实际上放弃了领导。”还指出：“在那时以前，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同志，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是很多，甚至似乎没有。这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部分人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毛泽东运用了历史的方法，既肯定了从建党之初和大革命的“一个很长时期内”陈独秀领导党取得的成绩，也批判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第17次会议上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再次谈到对待陈独秀的方法问题。继预备会上谈到八七会议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错误后提出：“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他还指出，“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六大没选陈独秀，四中全会没选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我们党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问题没有解决”。报告最后指出，党的历史上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斗争，都留下了历史教训，“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这些言论，显示出毛泽东对党的历史上处理陈独秀问题方法的深刻反思。